【晋城人文】古书院与程颢
千年古书院
在晋城市区北部、风景如画的白马寺山西南麓，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村庄，它叫后书院。这里居住着330多户人家，1130多口人，无论男女，个个质朴庄重、落落大方，言谈举止颇具文明古风。
关于村名来历，清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，明道祠碑文记：“明道祠者，乃宋程明道先生令晋城时讲学处也。斯地，旧无居人，因就教而遂家焉。”就是说，后书院村原是一片不毛之地，荒无人烟，940多年前，因程朱理学大师程颢来晋城当县令，选中这块风水宝地，办起乡校，教师家属随从居住，接着有一些农民来这里耕耘定居，慢慢繁华起来，逐渐形成村落。
古书院建筑在一个突兀高耸的土丘上，坐北向南，原有南北两个四合院，都是二层楼房建筑。老人们回忆：原书院建有礼圣殿、讲学堂、道统祠、藏书楼、花园等。书院东面是明道祠堂，北面建有官义庙和文昌阁，书院四周修有女墙，形成城堡式格局。东西两侧为书院河和小后河所拱卫，北边原有偌大一个书院湖，形成三面环水之势。书院大门外修有望河亭，生员们读书之余，可居高临下，看一看潺潺流水，望一望湖波荡漾，眺一眺白马飞奔，足以愉神悦目，陶冶情操。古书院村东原有一条不宽的中心街道，零售文房四宝，日用杂货、生活用品，因学兴商，使书院村成一个繁华的小集镇。
古书院当年的繁华和值得怀念的东西，很多已不复存在，仅存南院和北边的半个院落，还有明道祠堂遗址和书院阁。
祠堂旧址清代以来一直是办学之所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作了村社办公地。祠堂旧址仅存一个3米宽、3米高、5米长的一个砖券洞，现在成了南北相通的过道。在这个祠堂旧址的西墙上，镶嵌着三通石碑，这是截至目前研究古书院、研究程明道在晋城办学最有价值的佐证。三通石碑，一竖两横。竖碑镶嵌在西墙的正中央，碑高1.60米，宽0.60米，有用宋体字镌刻着的“宋晋城令程明道夫子之神位”12个大字。为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遗碑，清嘉庆三年（1798）重修明道祠堂时，把它安放在墙上。竖碑两侧，镶嵌着两块较小的长方形横碑。一块记载着重修祠堂的由来、时间和捐款人姓名；另一块记载着清嘉庆五年（1800）凤台知县葛周玉处理本村魏、晋两家宅地基纠纷案的判决书。
书院阁是现存重要遗迹，从南面进书院村，便可仰面观瞻。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版《泽州府志》记：“宋（英宗）治平四年，明道先生来令晋城，建乡校七十二处，社学数十所。行县时亲为儿童正句读。春风蔼仁，所在向化。迄今人犹向往之。陈迹竟莫可考，唯凤台城西北乡，地名书院村有明天启间石碣，书‘古书院’三字。”即指书院阁额头上的“古书院”三字石碣。
程颢与程朱理学
程颢（1032-1085），字伯淳，世称明道先生。哲学家，教育家，北宋理学大家。与弟程颐并称二程。祖籍安徽徽县，世代为官。曾祖葬于河南伊川（洛阳南），俱家遂迁居洛阳。祖父程遹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。父亲程珦以世家荫庇为官，作过润州（江苏省，现为镇江市区）观察使（位次于节度使。管理一道或数州）。程颢生长在世代宦官之家，幼蓄理政观念。10岁时写的《酌贪泉》诗“中心如自固，外物岂能迁”是他的心底写照。十二三岁，便少年老成，15岁与弟程颐一道拜理学鼻祖周敦颐为师。25岁中进士，调作京兆府鄠县主簿（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）。28岁调上元县主簿。曾代理县令，有政绩。宋英宗治平四年（1067）调任泽州晋城县令，时年35岁。在晋城县的4年，是程颢一生中最有作为的时期，政绩斐然，名声远扬。宋神宗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因吕公著（1018-1089，官至御史中丞，副宰相）荐，调回朝廷做太子中允（辅佐太子的从官，相当于现在国家部委司局级干部）、监察御史里行（御史台的属官）等职。
程颢调回朝廷初期，本来有一个飞黄腾达、大展才华的好机会，可惜被他错过了。王安石是宋神宗熙宁三年（1070）上台当宰相，程颢也正是这年调回朝廷。王安石搞改革，需要大批有才华、有能力、有影响的支持者。程颢在朝廷上下是一个有影响的中级官员。他如果站到王安石一边，出谋划策，支持改革，无疑会得到提拔重用。程颢刚回朝廷不久，王安石就派他与苏辙等8人，到全国各地视察农田、水利及赋役等新政推行情况。在视察中和视察后，程颢如果多看改革的成效，指出改革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办法，宋神宗和王安石一定很高兴。令朝廷失望的是，程颢视察回朝，不但不支持改革，反而是给改革、新政泼冷水。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篇对改革毫无补益的上皇帝书，比如《论王霸札子》、《论君道》、《论十事札子》等。论说古之王道，赞扬三皇五帝，要皇帝向古人学习。并同吕公著、孙觉、张戬等人极力非难新政，反对“荆公新学”。这就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很不高兴。尽管王安石敬佩程颢“学识渊博”，“为人忠信”，但在政治上不是志同道合者，自然不能重用。不久，程颢就被调任西京刑狱。后又改差镇宁军节度判官等职。一直受到冷遇。
就在程颢从晋城调回朝廷的第三年，刚满40岁的程颢，就在抑郁寡欢中，退出仕途，回到洛阳老家，与兄弟程颐一起，专心致志地研究起理学来。《宋史》本传说：程颢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后，“慨然有求道之志。泛滥于诸家，出入于老、释者几十年，返求诸‘六经’而后得之”。与弟程颐共创“洛学”。
程颢回到洛阳，“士之从学者络绎不绝”，“有不远千里而至者”。逐渐形成一个学派。程颢去世以后，他的学生和门人转到兄弟程颐麾下，继续研究理学。
如果说程颢在仕途上没有多大成功的话，那么，在他人生最后的13年中，在理学研究方面，收获和成功却是巨大的，远比一个无所作为的宰相对后世影响大得多。
1085年，程颢去世，文彦博（宋神宗末年宰相）题其墓碑曰：“明道先生”。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谥为“纯”。后人尊为“纯公”。随着理学地位的不断飙升，二程的声望与日俱隆。在河南开封繁塔之左———程颢讲《易》的地方建立了二程祠；明成化二十年（1489），河南巡抚李衍在二程祠旁修建了大梁书院，把二程的神主奉献于讲堂。河南的嵩阳书院也是为纪念二程修建的。南宋朝廷曾诏令天下修建明道祠堂，建“七贤祠”（供奉周敦熙、程颢、程熙、张戴、邵雍、二吕）。宋、元以下，泽州府、县均修有二程祠堂。旧时的孔庙、明伦堂、文昌庙中均设二程神位，享受祭祀。
二程奠定的理学基础，中经弟子杨时，再传弟子罗从彦，三传弟子李侗（岳飞的老师），再传到南宋朱熹，形成体系完备的理学思想。从广义上说，理学包括北宋“五子”（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和二程）及南宋朱熹及其弟子们的研究成果。所以，理学也称程朱理学。南宋后期，程朱理学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推崇，经元、明、清，正式上升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。
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有三：
（一）以“理”或“天理”为核心的一元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。程朱理学首先演绎出一个“天理无限大”的思想网络，把人们的思想统统网络起来。理学认为，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关系是天理所定。君有君的威严，臣有臣的本分；父亲在家庭中享有绝对权威，子女应该绝对服从、孝敬。
（二）理一分殊论。“理”是这个学说的“总司令”，是统管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各种道理的最高统帅（即谓“理一”）；但是，万事万物又各有各的道理，甲事物不同于乙事物，乙事物不同于丙事物，这就是所谓“分殊”。根据“理一分殊论”：君要守为君之道，对臣民要“仁”、要“义”；臣对君要“忠”、要“诚”；父对子要养、要育、要教；子对父要敬、要孝、要从。
（三）存天理、灭人欲。理学认为，天理构成人的本质，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。“人欲”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需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，为天理所不容，所以必须剔除。天下臣民都应该遵循“天理”，不要有超越现实的奢求和欲望，不要有“非分”之想。为理顺臣民的思想行为，南宋朱熹们明确提出“三纲五常”的道德行为准则。“三纲”是：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。要求为臣、为子、为妻者绝对服从于君、父、夫。同时要求君、父、夫为臣、子、妻作出表率。“五常”是指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。是用来调整、规范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等人伦关系的。理学对女性要求更为严格，除须遵从“三纲五常”外，还必须遵循“三从四德”。“三从”是：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“四德”是：妇德、妇容、妇言、妇工。就是说，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，即正身立本；第二要注意相貌端庄、稳重、持礼，不轻浮；第三言语方面：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，正确理解别人的话，并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；第四要有治家的本领，要尊老爱幼，勤俭持家，要善于教育子女等。
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程县令治理晋城
理学之所以得以创立并得以推行，是因为它适应了时代的需求，为当时社会所需要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不妨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五代的历史背景。自从公元907年朱全忠灭唐称帝（梁太祖）至960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、灭周立宋，在短短54个年头里，中国北方先后出现过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朝代，更换过13位皇帝。平均一个朝代只存在10年又9个月，每一位皇帝只坐4年江山。梁朝最长，17年；后唐14年；后晋不足12年；后汉不足5年；后周不足10年。有的皇帝刚刚穿上黄袍，又得脱下来，宝座未曾暖热又得离开去。有的被逼下台，有的被割去脑袋。在这段时间，军阀武夫们，今天当臣子，明天就想搞兵变，当皇帝。骄兵悍将，成了一群野兽，横行霸道，无法无天。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本找不到君臣礼仪、朋友信誉、顾全大局、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子。赵匡胤应该是一个有德行的好人。但是，他得帝位并不正当。他是周世宗（柴荣）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朝廷最信赖的高级将领。周世宗听信“都点检，坐天下”的谣传，不相信自己的女婿张永德，免去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（掌管禁军）让赵匡胤当上，临死又把儿子托付给他，让他保大周江山永固。结果，周世宗尸骨未寒，赵匡胤就在陈桥驿发动兵变，废掉世宗的儿子———周恭帝，自己登上皇帝宝座。一些文官大臣，灵魂丑恶程度并不亚于武夫。今天毕恭毕敬地侍候这个皇帝，明天就可能背叛他，出卖他，另择新主。五代有一个官僚叫冯道，是无耻文官的典型。冯道在五代的唐、晋、汉、周四朝为官，位至宰相、三公、三师，官至一品，位极人臣，本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千古楷模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把自己的人品、灵魂践踏得遗臭万年。他投机钻营，看风使舵，不讲信义，不讲良心。唐庄宗（李存勖）时，冯道做翰林学士。唐明宗、唐愍帝朝都做宰相。李从珂造反，兵攻愍帝。兵至陕州（今河南三门峡市南），愍帝逃往河北。身为宰相的冯道，不去发兵救援愍帝，而是命人写劝进书，并率文武百官迎接李从珂进京做皇帝。晋高祖石敬塘欲做儿皇帝，登基前，想派冯道去辽邦行礼纳贡。问他愿不愿去？冯道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陛下受北朝（辽邦）恩，臣受陛下恩，有何不可！”一副奴才的奴才相，跃然纸上。因此，冯道当上晋朝宰相。石敬瑭临死，单召冯道一人授命托孤，让幼子石重睿拜见他。又让宦官把石重睿塞进冯道怀中。意在托冯道保石重睿登基。信任之意、企盼之情已达极点。冯道当场感激涕零，极表忠诚。但石敬瑭刚一咽气，冯道就同意拥立别人当了皇帝。不久，辽国灭晋，冯道主动拜见辽主。辽主骂他：“你算什么老东西？”冯道说：“我是个无才无德，冥顽无用的老东西。”一句自辱语逗笑辽主，当场封为太傅。因逢迎得体，后汉高祖刘知远封他为太师。周太祖郭威率兵攻入开封，杀了汉隐帝。冯道率百官出迎。并受郭威委托，诱捕了刘知远的侄子刘赟。拜为太师。北汉犯周，周世宗要御驾亲征，冯道藐视周世宗，横加阻拦，被免去太师职，让他去做山陵使，为郭威建造坟墓。算是给了一个应得下场。冯道这样一个无耻官僚，在五代、宋初，竟然受到褒扬。旧《五代史·冯道传》说：“道之履行，郁有古人之风，道之宇量，深得大臣之体。”新《五代史》称：冯道死后，“时人皆共称叹，以为与孔子同寿（冯道73岁死），其喜为之称誉，盖如此。”还有一位著名学者赞扬冯道“厚德稽古（同于古圣贤），宏才伟量，虽朝代迁贸，人无闲言，屹若巨山，不可转也。”这些奇谈怪论，说明五代以后，北宋初年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，已经不讲伦理道德，没有是非标准，好多官员像冯道一样，不知礼义廉耻，不讲信誉、良心。他们的心是死的，是一群浑浑噩噩不明事理的人。上层如此，社会可鉴。正如北宋大文学家、政治家欧阳修所说：对冯道这样一个人，社会名士贤达能够做出那样的评价，“可谓天下国家无廉耻道德可言也”。
北宋赵氏皇族，在这样一种伦理道德环境中坐天下，心里哪能踏实得了！天下的庶民百姓在这样一个无规范道德的社会中生活，哪能生活得舒心、健康！北宋社会亟须来一场拨乱反正的思想道德建设，亟须有一种好的、规范的伦理道德把人们的思想、言论、行为进行规范。这就是程朱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。
公元1067年，程颢正是带着理学思想来晋城当官理政的。
晋城县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“其民陶先王遗教，君子深思，小人（庶民百姓）俭陋。”（《汉·地理志》）“民重农桑，性多朴直。”唐末属昭义军，五代时，先后为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所占据。军阀们攻守无常，得失不定，把地方糟蹋得不像样子，把百姓折磨得苦不堪言。
程颢当县令时，晋城是个什么样子呢？第一，由于五代军阀混战，打仗杀人，扩军抓丁，农村劳动力奇缺，土地荒芜严重。第二，百姓穷困潦倒。家中无隔夜粮，百姓无更替衣。第三，伦理道德极度下滑。下不敬上，老不爱幼，灾年有易子而食者。第四，社会治安不好。偷盗、抢劫时有发生。晋庙铺小口、巴公、大阳等地有占山为王者。第五，诚信程度极差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，甚至有冒充人父者。第六，外地逃难者至晋城，不但得不到救济，反有遭污辱欺凌者。第七，学校废弛，文化落后，偌大个晋城县，找不到几个识字的人，县衙师爷得从外地聘请。
程颢来到晋城，决心把这块文明旧地治理好。他不带家眷，自住一间简朴小房，一床、一桌、两椅和一些简单用品。他在自己的卧榻旁写下“视民如伤”四字。激励自己同情百姓疾苦，减轻农民负担，兢兢业业、克己奉公。他常说：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老百姓。（“某每日常有爱于此民”）。与同僚或朋友聊天时，总是说：“我每天都存有愧对晋城百姓之心”（“某每日常有愧于此民。”）他励精图治，认真做了以下10个方面的工作：
第一，鼓励百姓垦荒种田，发展农耕。让把荒芜的土地尽量多耕种一些。新垦荒田三年不纳粮秣。
第二，组织乡民互助，相互扶持。根据乡村间距离远近编织伍保，“使之力役相助，患难相恤，而奸伪亦无容”。凡鳏寡孤独，不能自养、自理的老人、残疾人，责成乡里干部或亲戚、朋友，互相关照着赡养起来，做到低水平的“病有所医，老有所养”（“凡孤茕残废者，责以亲戚乡党使无失所”）。
第三，对外地流浪到晋城者，或病或残，都设法收容起来，给以一定的生活保障。（“行旅出于其途者、疾病皆有所养”）
第四，立科条，旌别善恶。表扬好的批评或处置一些不孝敬父母，不敬奉长上，不遵守法律、不讲道德的害群之马，劝乡民知耻守廉，遵纪守法。（“立科条，旌别善恶，使有劝有耻”）
第五，组织乡民武装，维持地方治安。乘农事闲暇，把农村青壮年组织起来，编练义勇军，习武健身，防贼防盗，保卫乡里。经过训练的晋城义勇军，竟可当精兵使用。（“农隙讲武事，一时义勇咸为精兵可用”）
第六，赈恤社会，扶弱济贫。国库有了一些余钱，程颢主动拿出来搞社会赈济，帮助百姓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。（“库有杂纳钱数百千，尝借外补助民力”）
第七，诲人不倦，进行思想道德教育。“有事至县者，（程颢）必告以孝弟（悌）忠信。入所以事其父兄，出所以事其长上”。
第八，调停民讼，解决纠纷。自古以来，老百姓到官府告状要带诉状。程颢当县令期间，老百姓到县衙告状，可以不带诉状，与自己直接对白，诉说冤屈、不平，或申请解决问题。（“争讼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陈白，与之从容告语开释之”）
程颢断案如神，明察秋毫。有一张姓富民，头一天晚上死了父亲，第二天早上便有一个老头找上门来，说：“我是你亲生父亲呀，你应该收留赡养我！”张某惊疑，相与来到县衙。老头说：“我是医生，经常远道出门为人看病，妻子生了孩子，家贫无力抚养，就抱去给了富户张家。现在张老头死了，我来认领自己的儿子。”程颢要他出示证据。老头从怀里取出一纸文书，递给程颢，上写：“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。”程颢看后问道：“按文书记载的年月，那时张某（指去世老人）才四十岁，怎么称‘翁’？凭这一点，就说明你的文书是假造，你是冒充人父。”老头无言可对，扭头就走。
第九，解决税粮边运，减轻农民负担。北宋时，晋城县有税粟移边问题。老百姓缴纳粮秣，不是就近缴纳县府粮库，而是让运送到战事需要的边庭去。因为那时，先有辽国入侵，后有金军犯境，常有战事。朝廷无力运输，就把粮秣边运负担转嫁给老百姓。运输、路费开支，远比粮秣本身高得多。“载往则道远；就籴则价高”，“民以为苦”。为了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，经细心调查，程颢选择了一些可靠的富商大贾，让他们提前到缴纳粮秣的地方购买足够的粮秣，原地储存。待到朝廷征缴时，如数缴纳上去。百姓足不出县，就近把应缴钱粮费资交给商贾，劳役免除，费用大减，无不欢呼雀跃。
第十，致力文化教育，培育有用人才。这是程颢在晋城4年任内最突出的功绩。《凤台县志》记：“程明道来令晋城,以五代抢攘孑遗瘁苦，安定后，未识礼让”。于是，他在晋城设乡校72处（也有说70处或40处），立社学几十处。行县（下乡视察工作）时，亲自召开座谈会，向老百姓宣传文化教育的重要性，让大家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，并亲自检查学生作业，为孩子们改正错别字、病句。他特别注意从青少年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，集中起来进行重点培养。教师中有不称职胜任者，及时进行调整，以免误人子弟。
经过程颢4年的精心治理，晋城县面貌大变。史赞：程颢治理过的晋城，成了全国的模范县。“县之政可达於天下一邑者。天下之式也。”生产发展了，百姓生活改善了，“丰年可得温饱，歉年亦可充饥”。（《宋史》）在思想文化教育、培养人才、移风易俗方面更是功不可没。《凤台县志》记：晋城县“虽穷乡曲巷，时闻弦诵声”。《泽州府志》发凡记：“泽，故伊（伊尹，商朝贤相）耆（音其qi 尹耆，古时贤臣）旧壤，民有余古。而自程纯服教后，学者如牛毛野处，安得无才贤辈出，压太行而砥河朔者乎！”郝文忠经云：（晋城）耕夫贩妇亦耻谣诼而道文理。而午亭陈氏亦云：（泽州）士皆却扫诵习，不骜声利，有古隐君子风，得宋程明道遗教，则是邦之人，其节行之美应有自来矣。”
《泽州府志》、《凤台县志》多处记载：程县令离去之日，“民哭声振野”，沿街设香案，摆供品，夹道相送，“牵衣顿足者”，不计其数。程颢再三劝解，不肯离去。
程颢在晋城办学的历史影响
由于程颢兴学办教，在他走后的若干年内，晋城县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一种良好的兴学育人之风。读书求学者与日俱增，人才辈出，如“牛毛野处”。明正德年间一位晋城知县回顾说：由于明道先生的教诲，晋城自“熙宁元丰至绍圣元年间（1078-1094），应召者数百人，登科者数十人”。
我们从《泽州府志》、《凤台县志》等史籍查到，唐至明、清晋城科举考试的一些资料，足以说明程颢在晋城兴学育人的良好效果和深远影响。
唐朝（618———907）289年间，泽州所辖5县，仅出进士12人。其中，晋城县6名，陵川县3名，阳城县1名，高平县1名，外籍1名。
后晋（937———946）2帝9年，泽州5县进士及第仅4人。其中晋城县1名，沁水县3名。
后周（951———961），3帝10年，泽州5县进士及第仅3人。其中晋城县1名，阳城县1名，沁水县1名。
而到北宋以后，9帝，167年（960———1127）间，泽州5县进士及第者遽增至两三百名。晋城一县竟有149名。超过唐至五代476年的8倍。宋朝的宋太初，仕至权御史中丞；刘羲叟，仕至崇文院检讨；王献可，仕至泸州知州、英州刺使；王云，仕至资政殿学士；段思恭，官至镇国将军，节度使；金状元李俊民，极受元世祖忽必烈宠爱，朝廷五诏不仕。
元朝，8帝，97年（1271———1368）间，泽州5县进士及第者80人。
元至明、清，泽州5县涌现出来的人才更是多如繁星。如，元，监察御史贾鲁；明，监察御史茹太素、兵部尚书侯琎、工部右侍郎张昺、礼部侍郎杨砥、云南巡抚杨继宗、南京户部尚书李瀚、大理评事常伦、户部右侍郎王国光、大理寺正卿张五典、刑部右侍郎张慎言；清，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、清吏部尚书田从典、刑部尚书白胤、湖广布政使毕振姬等。
明朝官员张琎在《重修程子祠》中说，程颢在晋城县办学的辐射力 ，“达乎邻邑高平，渐乎晋绛（临汾、运城），被乎太原，所谓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者。”对太原、晋绛等地影响如何，暂且不论，程颢在晋城县办学，直接影响了泽州几县则十分明显。以高平县为例。《泽州府志》和《高平县志》，多篇文章记载：“宋程明道先生虽为晋城令，教化旁及（高平）士风，发生巨变”，“多建庙祠以祀之”。宋、元以降，高平县修建有“晋城书院”、“宋程书院”，而且是历代翻修、扩建。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泽州衙门下令调查程明道办学遗址时，晋城县仅查到6处，高平县却查到23处。
时隔千年，陵川县郝氏后人仍称：祖上曾从师程明道。说郝氏一门人才济济与受程氏教育有关。
作者简介：
侯生哲，男，晋城市泽州县委县委党校退休干部。编审。原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、山西省委党校、晋城市、县委宣传部门工作。1998年退休。
